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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二)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病例的新增,广西于2020年1月24日23时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其他多个省份也先后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省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法律依据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该法的制定的目的是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突发事件应对法》针对突发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应对活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和总体性的安排。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从事后应对的角度出发,以几个问题的形式来尝试解读《突发事件应对法》,供各位参考。

  一、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即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条规定,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此外,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1月20日发布的2020年第1号公告规定,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因此,根据上述规定,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又做为“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突发事件”的类型之一,应当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采取相应的应急活动。

  二、突发事件级别是怎么划分的?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2条,可以预警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因此,结合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形势,多省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属于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事件。

  三、新冠肺炎疫情中采取的紧急措施与救援措施有哪些?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规定了负有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的十项基本应急处置措施:救助性措施、控制性措施、保障性措施、保护性措施、预备资金与物资措施、组织应急救援和处置措施、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措施、维护市场秩序措施、维护社会治安措施、防止发生次生事件措施等。这些措施在本次疫情中体现为:

  1、划定疫区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第2项规定:“迅速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该法第56条也有类似规定,并同时强调了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单位采取必要措施和报告的义务。《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规定:“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政府可以宣布本行政区为疫区,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武汉于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的措施即为将武汉划为隔离区,属于该控制性措施。

  2、设置和修建定点医院,提供医疗救助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第1项和第3项规定:“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向受到危害的人员提供避难场所和生活必需品,实施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以及其他保障措施。”截止2020年1月31日21日,武汉共设置61个发热门诊,已征用23家定点医院。被火热“监工”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修建也属于救助、保障性措施之一。

  3、管理流动人口,减少人群聚集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第4项规定:“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也有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政府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各省市在启动一级响应后均发布了停工停学的通知,并响应延长了休假时间。例如广西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厅、政府办公厅于2月1日发布通知,要求延迟广西区内企业复工、学校开学,属于该保护性措施之一。

  4、稳定物价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第7项和第8项规定:“要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价格法》第14条也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因此,在疫情期间,如果不是因为正常供需导致生产成本或进货成本发生明显变化的,而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幅提高价格的行为应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从2020年1月26日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两次发布了各地查办的借疫情之机涨价的违法行为,这些违法商家均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5、征用应急物资和人力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规定人民政府可为应对突发事件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应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第52条也是类似条款,人民政府除了征用财产外还可以请求其他地方人民政府提供人力、物力或者技术支援,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援物资的企业组织生产、保证供给,要求提供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截至目前,武汉除从其他省市借调了42支医疗人员队伍驰援外,在本地也征用了一些公交车、出租车和酒店作为应急使用。

  四、《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疫情信息发布主体是谁?

  本次疫情的信息披露也在持续不断地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的信息披露范围和速度也在不停地受到质疑。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0条及第53条: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根据上述规定,似乎有关人民政府及部门应为疫情信息发布主体,但是本次新冠肺炎属于传染性疾病,也同样适用《传染病防治法》,两法在法律位阶上相同,而《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信息发布主体则为卫生行政部门,两法的矛盾使得信息发布的义务主体仍然不够明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次新冠疫情信息发布不及时的情况。但是无论有关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发布疫情信息,都不可否认其是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应在疫情信息流通中起到重要作用,应主动承担起应尽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公民个人有哪些法律义务和责任?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规定公民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8条规定获悉事件信息的公民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7条对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的配合和协助义务作出了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第54条也规定了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的义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对公民义务的列举性规定较少,更多的是以保护公民的权益作为中心要义,对公民义务的规定是一种原则性要求,同时在条文中也缺少如《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对可疑暴露者、密切接触者以及确诊病人等主体的规定,该部分需要几个法律法规结合,相互参考。

  六、如果不履行法定义务,法律后果是什么?

  • 治安管理处罚: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6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单位或者个人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 民事责任: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7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 刑事责任: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没有明确列举,但依据其他相关法律,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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